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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,中年丧夫,入狱七年女儿自杀,背后的故事多唏嘘!

迄今为止,我写了很多令我敬佩的女性,但是的确,近代时期的女性比较少,并不是这段时间没有杰出的女性,而是因为她们的资料和图片都太难找了。

之前我就写过一代歌后阮玲玉《被3段情逼到自杀,25岁最美女星,缺爱的女人终究会活成悲剧!l 沪上往事》(点击标题即可复习)

还有,被沈从文“唯一”爱过的女人——张兆和《旧城女神丨白富美因感动下嫁却被出轨,无爱的女人有多少悲凉?》(点击标题即可复习)

每次看到她们从模糊的照片里,穿着旗袍,婷婷袅袅地走出来,我总是许多感慨。

原来无论怎样的时代,总有让人无法忘记的奇女子,凭着自己的力量和精神,在改变着这个世界。

今天,我想要写的是一位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,她是个长寿的人,94岁,所以她可以带着她的态度,给我们展示出她的时代。

郑念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名媛,很多人称她为中国版唐顿庄园大小姐,东方的超级名模奥利菲斯,又为什么呢?

余秋雨曾在《山居笔记》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:“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,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,也是这种高贵。

凭着这种高贵,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,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,继而,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。”

而郑念的人生,大概就是为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解。

郑念,原名姚念媛,1915年1月28日出生于北京,一个民国北洋政府高官家庭,家世显赫。

她的祖父是清末大儒,有名的教育家,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。父亲早年留学日本,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,位居少校。

出身书香门第的郑念,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,她意识到即使身为女子,也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。

在她小的时候,她就已经开始学习英语,并且接受各种西方教育。在其他贵族小姐都在努力地梳妆打扮,纸迷金醉地周旋交际,或者处心积虑地想要博一门好差事的时候,郑念最喜欢的是读书。

她通过读书丰满了自己翱翔世界的羽翼,她安静、自律。当别人沉浸在纸醉金迷和无休无止的交际中时,郑念的手里却永远捧着一本书。

郑念天生丽质,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,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,成为远近闻名的“风云人物”。

要知道,就连当年人人皆知的赵四小姐,也只登上过一次《北洋画报》。

清水芙蓉的郑念,引得一片官宦子弟无尽地追求,然而她丝毫不在意,对她来说,你们再有钱,却还是要拼爹的,我喜欢的是能力。

从小开明的思想和努力学习,让她成功考取了当时的国内最高学府——燕京大学,在1930年又远渡重洋,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。

这就是典型的“明明可以靠颜值,偏偏靠才华”的例子。

在英国留学的期间,郑念遇到了一生的挚爱——郑康祺,而那一年,她刚好20岁,人生刚刚开始。

他们结婚后,郑康祺担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外交官,于是她陪着丈夫到悉尼长居,在1942年的时候,两人的爱情结晶终于降临,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

一家三口非常幸福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,本来在国外的郑念夫妇,选择带着女儿一起回到上海,希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

郑康祺回国后,先是成为当时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,后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。

在那个时候的上海,郑念夫妻靠自己的能力和资历,在上海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
他们生活在上海最华丽的,梧桐树下的老市区,即使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,但他们一家人始终保持着优渥的生活方式。

太原路上那绿荫中半遮半掩的三层小洋楼,有仆人数名,专门的厨师、管家,而且国内外银行都有存款,活得精致优裕。

今天的太原路

他们的家里陈设着明清古董,郑念一直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,出门有车接送,朋友也以外国人居多。

用当年在上海的,她的一个英国朋友说,她家“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”。

但可想而知,这种优雅也优越的生活,和当时的大环境与众不同,一路走下去,危机四伏。

文革前的郑念住所

在1957年,常年不断奔波劳累的郑康祺,不幸患癌症去世了,这突如其来的打击,让郑念悲痛欲绝。所以姚念媛为纪念丈夫随之改名郑念,取思念之意。

但面对丈夫一生心血所创造的事业和还需要照顾的女儿,42岁的郑念独自扛下了生活的磨难,她进入上海担任壳牌石油公司,英国总经理的助理。

而且她并不仅仅是靠背景,更是靠能力,她把自己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,拿到了同时代女性中岗位最高者。

无论外面的流行和风声,无论是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代,郑念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:依旧穿着旗袍。

郑念爱看书喝茶,她时常坐在阳台上的柳条藤椅上,或晒着午后暖暖的阳光或仰头凝视布满星斗的苍穹。

女儿梅萍则常会和朋友到家里来听唱片,朋友们都感叹她家布置得温馨舒适。

而她们所拥有的这一切,都是郑念靠自己挣来的,她为此感到自豪。

本以为丈夫的离世,独自抚养女儿,就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事情了,但命运就是如此,永远不会按照正常的方向前进,老天爷总会给你来一些“小惊喜”。

1966年,文化大革命的爆发,郑念被裹挟着进入了这场历史风波的中心。

那时女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,郑念本想带女儿一起去香港,避避风头。

可还没有来得及出发,因为郑念的留英学生身份,以及工作于外资企业,郑念沦为首批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,把她定为“英国间谍”,随即抄了她的家,把她打为阶下囚。

在臭名昭著的“第一看守所”里,她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噩梦。

她因家庭优越从小看的是英文书,吃的是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,从不知人间愁苦。

而初到监狱,她惊异于世上竟有如此简陋肮脏之处,震惊之后,她不仅接受了,而且在用自己的行动,来改变着这一切。

她会将原本就不多,甚至是吃不饱的米饭,每顿留有一些当浆糊用,将手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,这样她的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弄脏。

郑念借扫帚打扫屋子,每天清洗自己,甚至在看守员嫌她麻烦时,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:“以讲卫生为光荣,不讲卫生为可耻”,使得看守员无言反驳。

她借来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;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……就这样,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,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这期间她独自面对各种暴行——饥刑、铐刑、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,以至于遍体鳞伤。

无人交流的孤寂,对女儿的担忧和思念,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……也曾令她身心俱疲、消沉绝望,还几次因肺炎、大出血病危住院。

“那时候我觉得,无论我受多大的苦,绝对不能做假供。假如做了假供,好好好,不要打扰我了,我承认自己是间谍,这个案子就结了。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?”

这是郑念在监狱中每日每夜都会内心重复的话。如果真的就这样招供了,那间谍、汉奸的身份则会背上一辈子。她咬着牙,抬着头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为。

福楼拜有句话:“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,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。”

也许对于郑念来说,就是如此。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,她永远都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,她从未像泼妇怨妇一般放声哭嚎,也从未自甘堕落,变得肮脏,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。

那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高贵,在她的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狱中的人笑她穷讲究,落魄成这样还要什么气质;好心的人劝她表现得惨点儿,这样能引起看守的同情;而审讯人员见她这样,更是坚定了她“有罪”的想法。

可郑念从不在意,她有自己的恪守和信念,她不能也不想放弃自己,她还有牵挂,女儿还在等着她回家。

七年间,郑念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。她奋力讲道理,摆事实,为自己抗辩。

那时,在交代材料的底部,落款照例是“犯罪分子”,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“犯罪分子”前面加上“没有犯过任何罪的”这几个字。

甚至弟弟来看她,劝她认罪,但她也坚决不从。

这段经历最让人震撼的,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,不是那暗无天日的寂寞。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。从她身上看到的更多是,她非凡的勇气、原则和智慧。

终于,1973年,郑念最终无罪释放,带着7年的牢狱生活和一身的疾病,重见天日。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年近花甲,体重从100斤降到70斤,可终究是摆脱了枷锁,活过来了。

但她不知道的是,还有一个更大的噩耗在等着她。

当她回到家中之后,才知道,被她视若珍宝的女儿自杀了,就在郑念52岁的时候,入狱的第二年。

郑念女儿梅平

在监狱里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,在知道女儿离世后,终于哭了出来。

她不相信像她一样热爱生活的女儿会自杀,痛哭之后,她一面积极治病,一面重新修缮住所,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,后来才知道女儿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楼。

郑念(右)和女儿(左)

女儿的真相弄明白了,郑念觉得孤身在这没有任何意义。

又是七年,1980年,65岁的郑念选择离开。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,出国之前,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。

她选择远赴美国,独自度过晚年。适应性很强的郑念,在很短的时间里, 学会了超市购物,银行自动存取款,开车上高速。

她每天早晨,都会在花园里锻炼身体,和隔壁的邻居一起聊聊天,到上午十点她才返回书房,开始写作。

她独立生活,写书,参加演讲,资助青年学生。她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亲人,依然不失理智与信念,坚强地生活。

1987年,郑念把自身经历写成全英文版的小说《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》(中文名《上海生死劫》),出版后引起了轰动。

事实上,这本书就是郑念以一个母亲的身份,含泪写下来献给自己心爱的女儿。

有人说:“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”。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,也忍不住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写:“在人的水平上,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,在于她对自己,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。”

也正是在这本书中,她用了笔名:郑念。既是纪念丈夫,也是纪念女儿。

而与其说,这是一部回忆录,不如说,这是她改写自己命运的记录,记录下一个真正高贵美丽的灵魂,记录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。

《上海生死劫》出版之后,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,然而这些演讲所讲的,并不是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资本活得更加滋润,而是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,设立“梅平基金会”,专门资助留美的中国学生。

1988年在夏威夷演讲的时候,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太平洋——因为她相信太平洋与中国相邻,海水会将他们带回祖国。

郑念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对生活的高品质要求,她晚年居住在华盛顿一所自有公寓中,即使独自居住,家中也布置得十分有品位,满屋都是书。

岁月剥夺了她的年轻貌美,但从未带走她的优雅高贵。

有人后来叙述与郑念的第一次见面时,这样说道:“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,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,黑平跟尖头皮鞋,一头银发,很上海……”

她始终相信,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,那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。

希望自己过得像女王一般优雅,就必须得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件事。

她不把年龄当做借口,她总是说,你需要学习,为什么年龄会成为你的绊脚石?难道年龄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吗?

只是生活中的她,要独自体味孤独。

“在美国,一个老年人,没有家、没有孩子、没有亲人,是很苦很苦的。”晚年接受采访时,郑念这样说。

但郑念永不会向命运屈服,她总是“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。”

90岁时,她活脱脱得像高贵的伊丽莎白女王,无视岁月的痕迹,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偶尔去舞厅跳跳舞。

也会驱车前往郊区,感受旷野的自然风景,又或是和年轻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。

就这样,郑念独自一人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在她生命的最美、最有意义的时刻,意外终究还是来了。

2009年,她因为洗澡时被热水烫伤,住进了医院,导致严重的细菌感染。在检查结果出来后,医生告知已经高龄的她情况不妙。

但她好像预料到了结果,依旧坚强且平静地回答道:“我活得也够多、够久了,我该回家了”。

最终同年的11月,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去世,走过了她坎坷而又充满回忆的94年人生。

郑念的一生可谓令人瞠目结舌,一波三折,充满着坎坷和磨难。

无论命运的波涛如何风卷云涌,郑念都以柔弱之躯永不低头,抗争到底,却也从容待之,温柔如水,她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高贵。

郑念教会我们认识,什么是成熟女人真正的优雅和美丽;又如何在纷杂的尘世中保持高洁的灵魂和高贵的仪态;以最柔软又最固执的姿态守着自己最坚强的底线不放弃。

她优雅、矜持,带有贵族的修养和柔韧,但她又极度清醒和固执。她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,不轻信不狂热。

从她身上看到了中国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。她所承受的苦难,令她更善良更完美。

年轻的美,让人留恋;年老的美,更有说服力。有些人的高贵止步于表面,还有一些人,让高贵融进了骨子里,不向生活低头的那股子劲更是让人惊叹不已。

我想每一个知道她的故事,看到她照片的人,都会对岁月在她身上沉积下来的光晕,记忆深刻。

这才是真正的,不服输的,坚韧的,独立的,念念不忘的女性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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